杨志刚 | 分享欧洲“高级文化”的霍夫斯塔德——重提《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杨志刚中国图书评论

2024-09-23

[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何博超译

译林出版社，2021

专栏

学术书评

作者：杨志刚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

【导读】自理查德·霍夫斯塔德的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问世以来，美国社会中的“反智主义”一直被当作一种既定的文化客体去研究。而实际上，霍氏评判的参照系本身是需要悬置和考察的。本文认为，“反智主义”这个具有贬损和羞辱内涵的术语是霍氏以欧洲—美国东部—“高级文化”的意识形态棱镜审视美国腹地WASP（白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新教徒的）价值体系的产物。

【关键词】霍夫斯塔德反智主义 “高级文化”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虽成书并出版于1963年，但其酝酿和构思的社会语境是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理查德·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在该书的第1页就开宗明义地说：“尽管本书主要涉猎的是美国遥远的过去的一些方面，但它的构思是对20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处境的回应。”[1]他接着说道：“主要而言，正是麦卡锡主义激起了人们的恐惧——批判性思想正受到灾难性的贬损……1952年的大选将唯智主义和庸俗无知的对立戏剧化了。一边是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一个拥有卓越的思想和风格的政治家，他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超过了近代历史上的一切（人物）。另一边是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此公思想保守，相对不善言辞，他与令人生厌的尼克松组成了一对。他们所发起的竞选活动的调子，与其说是被将军本人定下的，还不如说是被他的副手和党派内的麦卡锡主义者所定。”[1]3-4显而易见，霍氏此书开篇就具有党派偏见和唯智主义倾向。同时，霍氏对于“反智主义”的定义也值得推敲。他虽没有对该术语做出一个“严格”或者“精确”的定义，但是他对于“具备反智主义特征的复合体感兴趣，那是蕴含于各种态度和理念的历史关系的复合体”，并指出“将我称之为反智主义的态度和理念绑定在一起的共同的特征便是，对精神生活以及代表该思想的人群的怨恨和怀疑；反智主义也是一种不断地将精神生活的价值最小化的倾向”。[1]7霍氏此处所言的“精神生活”晦暗不明。这种“精神生活的价值”的参照系是什么？这种“精神生活”的历史主体又是谁？他书中所言的“反智主义的幽灵”[1]5又是否客观中立？当然，对于霍氏的考察不应局限于此，他成长的历史语境、思想谱系以及历史上美国的乃至国际社会关系都要纳入考察范围之内。只有这样，霍氏知识谱系的政治底色才能变得明朗开阔，他关于美国生活中所谓的“反智主义”思想的评价才能被客观中立地审查。

霍夫斯塔德于1916年出生于纽约州的布法罗市。他的父亲是波兰裔犹太人。关于霍氏成长的宗教环境，丹尼尔·约瑟夫·新加乐（Daniel Joseph Singal）评论道：“虽然他是以圣公会教徒的身份被养育成人，但若他还有任何民族意识的话，那便是他后期认同的犹太人的遗产。”[2]这一点尤为重要。美国历史上经历了若干次移民浪潮。除了17世纪来自欧洲新教国家诸如英国、斯堪的纳维亚等地区的移民外，还有19世纪40—50年代由于爱尔兰土豆饥荒而引发的爱尔兰移民，欧洲1848年革命引发的德国移民，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以及20世纪40年代由欧洲政治动乱、贫穷和反犹主义造成的来自东、南欧的移民潮。不过，对于东欧和南欧国家的移民，美国“土生土长”的人有着强烈的排斥情绪。一则东、南欧国家大部分人群信仰天主教、犹太教或东正教，与美国主流的新教传统相互冲突；二则这些国家有着大量的犹太人、斯拉夫人和拉丁人，与早期移民并定居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生活习惯有较大差异；三则20世纪初，东欧国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发源地。这些宗教信仰“异端”并且携带着“危险思想”的人群被美国的保守主义者视为威胁。共和党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认为来到美国的新移民从根本上比早期来自英国和西北欧的移民低劣。他相信在美国的英国后裔主要参与构建了美国的经济和文化基础，而“大多数的新移民来自与美利坚民族主体不相容的种族，是这些种族里最低劣、最无知的阶级”[3]。时任“移民限制联盟”总干事的普赖斯考特·哈尔(Prescott F.Hall)曾在1897年声称：“我们是想让这个国家被英国人、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居住，他们历史上是自由的、精力充沛的和进步的，还是被斯拉夫人、拉丁人和亚洲人（这里指犹太人）居住呢？后者历史上就是堕落的、返祖的和僵化的。”[4]

此外，到了19世纪末，随着美国变得越发城市化、工业化和世俗化，作为福音派及宗教激进主义大本营的美国小镇和农村开始受到现代性的巨大冲击。世俗化的公共教育逐渐壮大地盘并蚕食着保守的美国腹地，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挑战着宗教的创世主义思想。由于基要主义者非白即黑的二元论思想，他们无法容忍世俗理性和无神论，因而变得越发具有好战性。20世纪30年代前后，宗教绝对主义和保守绝对主义实现了政治同盟，因为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政敌——激进的、信仰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来自南、东欧并居于美国沿海城市的大量移民后代所具有的“犹太人”“左派”“知识分子”的标签，使得这一群体受到了美国政治保守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的双重围剿，逐渐处于孤立无助的境地。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轰轰烈烈的禁酒运动就是明显的例证。程巍指出：“如果说禁酒运动是新教伦理对天主教和犹太教发动的一场宗教攻势，那么，从地理上说，由于新教主要是美国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传统信仰，因此禁酒运动又可视为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对东海岸大城市发起的一场文化攻势，是前现代性、单一文化、保守主义、农业和‘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对现代性、多元文化、商业和工业、‘外国人’以及现代生活方式的征讨。”[5]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罗斯福新政的短暂休整，以及美国西部的牛仔保守主义的加持，保守主义在麦卡锡主义的反动中达到一波新的高潮。

作为波兰—犹太人后裔，霍夫斯塔德身上沉重的民族历史必定对他的思想构成起了关键的作用。丹尼尔·沃克·豪(Daniel Walker Howe)曾指出：“霍夫斯塔德是一名城市知识分子：他对我们最近称之为‘美国中部’的地方是感到不自在的。他也是一名站在所有神话传统之外的世俗主义者。他与早期美国教区的、乡村的和福音主义社会的裂隙是巨大的。”[6]霍氏早期也与共产主义有过密切的接触。在他第一任妻子菲莉斯·斯瓦多(Felice Swados)的影响之下，霍氏参加过一些党派会议，并且投身于位于布鲁克林的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国民海事联盟”。与此同时，霍氏还参与了从属于托洛茨基主义的《党派评论》团体。该组织1937年已与斯大林主义决裂并且后来成为战后纽约知识界的核心。虽然后来国际上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尤其是1939年斯大林与希特勒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霍氏的社会主义梦想破灭，且后期思想逐渐趋向保守，但他对于世界主义和凝聚社会的愿景，以及通过理性指引的积极状态一直保留着。新加乐评论道：“他钟爱的政治一直是党派性的和好战性的，而非温和平静的；他最爱的十年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而非20世纪50年代。”[2]976-1004霍氏的犹太人移民身份和左派知识分子的标签使得他无法被美国本土的WASP（白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和新教徒的）价值观接纳，他自然无法对自己美国人的身份产生深厚的认同感。作为一个精神上的外国人，他用一种欧洲“文化贵族”的棱镜审视和批判着美国社会。

霍夫斯塔德这种以欧洲所谓“高级文化”为参照系评判美国社会文化的做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问题。正如詹妮弗·拉特纳·罗森哈根（Jennifer Ratner Rosenhagen）指出的：“美国独立战争使美国在政治上与英国脱离，但是在文化上却没有与欧洲脱离。”[7]自建国以来，美国一直是欧洲文化的外省。欧洲的知识分子经常以欧洲的“高雅文化”为标准，指责美国人的审美趣味的庸俗和道德的低下。法国贵族古斯塔夫·博蒙认为美国是一个“粗俗的工业社会”，并且“美国人反诗意性格深深根植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之中”。[8]而作为对比，“英格兰的先进文化也在所有的美国人心目中激起强烈的嫉妒感……美国人以自己是英格兰这个伟大民族的后裔而感到自豪，而且在美国已经独立很久以后，美国人骨子里仍然保留着那种殖民地对母邦的依恋之情”[8]260。为了摆脱这种文化上对欧洲的附庸地位，美国的意识形态家们一直在努力构建一种专属美国的民族性。1837年8月31日，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坎布里奇(Cambridge)宣读了那篇著名的《美国学者》。爱默生在文中号召美国人发扬民族自尊心，反对盲目地追随外国的思想。他认为美国学人应该探索和诗化美国人的普通生活，而不是追随欧洲的传统题材。“我要的不是伟大的、遥远的和浪漫的，不是在意大利或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什么、何谓希腊艺术抑或普罗旺斯的吟游技艺；我拥抱平凡的事物，我坐在熟悉之物和下里巴人的脚下去探索。”[9]尽管如此，爱默生在亲欧/脱欧之间的摇摆在他的作品中有很多体现。在《美国学者》中，他说美国学人独立的前提是美国漫长的“学徒期”已经结束，其潜台词便是欧洲曾为美国的师傅，而学徒要在师傅所授业的基础上超越后者。又如，在《美国学者》发表后的近20年，在1856年出版的《英国人的特性》一书中，爱默生仍不吝笔墨，对英国人大加赞赏。他说：“英国绅士的种族特性呈现出一种其他种族难以匹配的雄健活力和体格。”[10]又说：“英国的制度更民主、更人道，然而美国人民没有养育出比英国更优秀和更多的人才，也没有流传出比英国更多的发明、典籍或善行。”[10]288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派在摆脱欧洲文化殖民、争取文化独立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仍未跳出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

不过，文化精英们对于“美国性”的构建并未停止。与东部沿海地区相对，美国的中西部为构建美利坚的民族性提供了绝佳的材料。实际上，美国的政治精英们早就有以东西对比大做文章，以图攫取政治资本拉取选票的先例。活跃在19世纪50年代的“一无所知党”（Know Nothing Party）针对当时大量涌来的具有天主教信仰的爱尔兰移民，表达了强硬的排斥态度。他们认为只有出生在美国本土的新教徒才有资格获得美国的公民身份，而“位于纽约、波士顿和其他东部沿海城市的贫民窟是爱尔兰移民不适合美国公民身份的证据”[11]。1854年成立于美国中西部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为了对抗南部，也积极拉拢西部，争取西部广大农民的选票。共和党人为了打通东西的市场，分别于1825年和19世纪60年代开通了伊利运河和贯穿东西的铁路。除此之外，在象征层面，共和党还征用了肇始于英国、经由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发扬改造的“自耕农”神话，逐渐发展出一套投合中西部农民（后来包括南部农民）的注重常识、效率、实用、反精英、语词朴实、雷厉风行的具有男子汉气概的政治性修辞，同时将盘踞在沿海大城市的民主党人建构成注重抽象理论的、无实际效用的、精英主义的、语词装饰花哨、缺乏行动力的和散发女子气质的。此时，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对立不仅是东西对立，也是农业和工商业、农村与城市、经验常识与理性抽象、“美国性”与“欧洲性”的对立。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成书的历史语境为20世纪50年代。这期间的两次美国总统大选便是东西对抗的极佳例证。共和党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来自得克萨斯，他展示给选民的形象是讲求实际高效、语言平易近人、做事果决、具备男子汉气概的。这与来自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人阿德莱·史蒂文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的语言措辞高雅复杂，声音“圆润”，态度“忧郁”，呈现出具有女性化特质的知识分子形象。[12]不过，据说艾森豪威尔为了保持精心构建的平民总统形象，对自己酷爱古典音乐之事三缄其口，生怕被别人当作雅士。凭借一系列策略性的亲民手段和麦卡锡主义运动的助攻，艾氏在两次总统大选中均战胜了“书呆子”史蒂文森。知识分子俨然成了政治上的受气包和出气筒。1961年，来自西部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人贝瑞·戈德华特（Berry Goldwater）甚至公开叫喧：“有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们把东海岸锯下来，任其在海洋漂泊，这个国家就再好不过了。”[13]正是在对知识分子全面溃败的失望情绪中，霍夫斯塔德写就了《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也正是如此，他才说这本书是一部“个人作品”。[1]vii因此，该书与其说是对美国“反智主义”文化超然的学术考察，不如说是作者深处20世纪50年代政治风暴中，对自身所处群体合法性的辩护和对共和党派反精英主义的攻讦。“反智主义”这个本身就具有讽刺意味的术语，实际上是霍夫斯塔德以欧洲—美国东海岸—文化贵族的意识形态棱镜审视美国腹地WASP（白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新教徒的）价值体系的产物。

有了这一大前提，我们再来考察霍夫斯塔德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作者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该书总体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反智主义的历史就是知识分子的受害史。霍氏声称自己从宗教、政治、商业和教育四个相互交织叠加的领域考察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实际上，这四方面均是以作者自身的立场作为参考系的，个中分析充满了先入为主的主观投射。霍氏谈到美国的新教福音主义群体和反智主义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因为“去教堂做礼拜的狂热和僵化的宗教信仰与政治和民族仇恨有着重要的关联。正是这种思维类型为狂热的爱国主义者的出现准备了舞台，这也决定了现代右翼和宗教激进主义者之间的相似性”[1]133-134。首先，宗教的特质就是诉诸情感和信仰的，与讲求理性思辨的唯智主义本就具有先天对立的方面，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不是美国宗教激进主义独有的。作为一个世俗主义者，霍夫斯塔德谈论宗教有着一种置身事外的偏见。其次，霍氏是犹太人，美国历史上排犹主义的伤痛免不了成为他审视新教伦理的底色。从这个角度看，他将宗教激进主义和反智主义关联起来就不足为怪了。

第六章《绅士的没落》集中谈论了美国历史上政治中的反智主义。霍氏用充满深情的笔触描绘了美国的国父精英们。“国父们是圣人，科学家，修养广博，许多人精于古典知识……我们后来的历史再也没有产生出如此众多的学问家……”[1]145作者接着哀婉道：“我们可以询问，有这样开端和如此虔信的民族怎么这么快就在政治领域失去了对思维的崇敬。”[1]146其实，霍夫斯塔德同样是在用精英主义的眼光审视美国的“国父”们的。他只看到了“国父”们文化贵族的方面，却没有注意到他们也有注重实干、自立、朴实等品质的一面。

考察历史是为了服务现实。在谈及1952年美国总统大选时，霍氏语辞激烈地抨击艾森豪威尔，说此人“谈吐笨拙，口齿不清”，并顺带攻击其副手尼克松，说他“缺乏文化、陈词滥调、愚钝至极”，以此彰显史蒂文森“恰到好处的用词”。[1]211-212霍夫斯塔德的用意十分明显，面对一帮“粗俗无比”的共和党人，有“文化教养”的史蒂文森的失败是悲剧性的，他是自1933年就已经开始的几经发酵的反智主义狂潮的“受害者”。重又燃起的幻想流露着霍夫斯塔德对史蒂文森失败的不甘，也反映出知识分子群体被右翼势力打压围剿之下的困顿状况。实际上，整个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知识分子整体处于一种“在逃”的状态。

到了第九章，霍夫斯塔德谈到历史上商人就对知识分子抱有敌意，而后者历来就是“受害者”。为了佐证这一点，霍氏展开了对商人群体富于偏见的评论：他们“对名声很敏感，害怕并且讨厌被批评，对他们的权力经常表现出傲慢……”[1]236实际上，以霍夫斯塔德为代表的美国的知识分子分享了欧洲文化贵族的意识形态。欧洲的资产阶级在通过革命夺取了政治和经济霸权以后，文化领导权却旁落贵族之手。程巍认为造成这一现象有诸多原因。其一，法国大革命造成社会动荡，并进而引发民众普遍的怀旧情绪。这为贵族夺取文化霸权提供了民众的心理基础。其二，贵族阶层仍旧占据着大量的学术和文化机构。其三，刚胜利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考虑文化领导权的问题。[5]133-134一方面通过所谓高雅文化的包装，另一方面通过对资产阶级居高临下的美学和道德批评，贵族阶层控制了思想混沌的中产阶级，并使后者认同贵族阶层文化上的领导。而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欧洲文化上的外省，因此美国的知识分子对商业资产阶级的贬低就不足为奇了。霍夫斯塔德进而指出：“美国……是一个没有历史遗迹和废墟的国家，那就是说，没有挥之不去的古人精神的痕迹。而所有的欧洲人是靠古人的精神生活的……”[1]238由此，霍夫斯塔德作为欧洲高级文化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便确定无疑了。

在论述美国的教育传统和反智主义的关联时，霍夫斯塔德首先意欲破解美国关于“自助自立”的神话。他提到亨利·克莱（Henry Clay）1832年在参议院所做的关于保护性关税的演讲，并指出克莱这类自助者作家“明显排除了他们宽泛地称之为天才的人”[1]255。而霍氏认为自助之人眼中的天才都是无用和愚蠢的。在这里，霍夫斯塔德没有将克莱放入历史语境中去考察。克莱来自美国西部，是共和党前身辉格党的创始人。他的演讲鼓励在美国推行保护性关税，减少国外廉价的商品对羽翼尚未丰满的民族工业的冲击。因此，克莱的措辞必定是鼓励美国人自立发展，以期早日摆脱对欧洲制造业的依赖。他不是对智性的轻蔑，也不是对天才的贬低，而是基于历史环境的一种权宜性的修辞而已。霍氏又提到美国的商人对知识分子的嘲讽，却丝毫不提知识分子对商人的攻讦，仿佛知识分子只是受害人似的。实际上，知识分子与商人群体之间本身就有着权力话语的争夺。霍夫斯塔德已经深深陷入并且参与了这一博弈过程，他没有跳出这个斗争场域并将其作为一个客体去非功利地看待。此外，他说商人对于教育的论断“揭露出对反思性思想、文化以及过去的轻蔑”[1]26。这里，“文化”一词也需要打上一个问号。霍氏所说的文化到底是谁的文化？文化、道德都是基于一个利益底座主观建构的产物，是一种阶层对另一种阶层的文化霸权。换一套参照体系，原本“低劣”的文化也可以变得“高雅”起来。反之亦然。

与其说霍夫斯塔德在宗教、政治、商业和教育领域中综合考察、归纳、论证了美国社会广泛存在的反智主义文化，不如说他脑中先有了充满偏见的“反智主义”指控，然后才从上述四方面加以切割、发挥和演绎。所谓美国的“反智主义”不是一个文化客体，它是以霍氏所代表的知识分子主观建构的产物。比较耐人寻味的是，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的结尾，作者似乎放弃了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转而构想一种愿景：“有关自由文化崩溃、高雅文化消亡的武断的，末世般的预言可能是对的或是错的；但是有一件事似乎是确定的：相比反抗意愿和充分利用创造性能量的信心，这些预言更有可能灌输自怜和绝望。当然，处于当代条件之下，可以选择的大路可能正在关闭，未来的文化或被某种单一思想的人主宰。但是，当人的意志的重量被投放到历史的天平上，人们也可相信不会如此。”[1]432面对右翼的围剿，霍氏苍凉暗淡的心境尽显，结尾处的乐观也不那般自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是一部充满感性色彩的“个人著作”。

注释：

[1]Hofstadter,Richard,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New York:New York Alfred A.Knopf,1963,p.3.

[2]Singal,Daniel,“Beyond Consensus:Richard Hofstadter and American Historiograph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9(4),October,1984,pp.976-1004.

[3]Lodge,Henry,“The Restriction of Immigration”,North American Review,Vol.CLII,New York:No.3 East Fourteenth Street,1891,p.32.

[4]Hall,Prescott,Immigration and the Educational Test,New York:North American Review Publishing Co.,1897,p.5.

[5]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74.

[6]Howe,Daniel & Finn,Peter,“Richard Hofstadter:The Ironies of an American Historian”,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43(1),Feb.,1974,pp.1-23.

[7]Rosenhagen,Jennifer,“Anti-intellectualism as Romantic Discourse”,Emerging Voices,Vol.138,No.2,(Spring,2009),

pp.41-52.

[8][法]古斯塔夫·博蒙.玛丽或美国的奴隶制[M].裴亚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38.

[9]Emerson,Ralph,Essays and Poems by Ralph Waldo Emerson,ed.George Stade,New York:Barnes & Noble Books,2003,p.94.

[10][美]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英国人的特性[M].张其贵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版社，2008:197.

[11]Hillstrom,Kevin,Defining Moments:The Dream of America:Immigration 1870—1920,Detroit:Omnigraphics Inc.,2012,p.80.

[12]See Shogan,Colleen,“Anti-intellectualism in the Modern Presidency:A Republican Populism”,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5(2),2007,pp.295-303.

[13]Quoted in Jamieson,Kathleen,Packaging the Presidency:A History and Criticism of Presidential Campaign Advertising,Third Edi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79.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3年01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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